宣侠父（1899～1938），又名尧火，号剑魂，浙江省诸暨县长澜乡人。1899年12月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小知识分子家庭。1916年考入浙江甲种水产学校。1920年夏，以优异成绩考取官费留学资格，东渡日本，入北海道帝国大学水产专业攻读生物学。

　　1922年，离开日本回到杭州；1923年，加入共青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受浙江党组织委派，考入广州黄埔军校，成为黄埔第一期学员，后因反对蒋介石破坏国民党组织法而被开除，再回杭州。

1925年春，受党组织派遣，同钱崝泉前往张家口冯玉祥部做政治宣传工作。8月，随冯玉祥部第二师师长刘郁芬西征甘肃途经宁夏，于 10月，随军抵达西北重镇兰州。在兰州根据中共北方区委关于建党工作的指示，同钱崝泉与先期从武昌高等师范毕业回到兰州的共产党员张一悟取得联系，于年底创建了甘肃省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甘肃特别支部，张一悟任书记，他和钱崝泉任委员。　　

1926年夏，宣侠父作为甘肃督办代表前往甘南藏区，耐心听取藏区各界人士的意见和要求，鼓励藏族僧俗加强团结，坚决反对军阀压迫。在昌札赫寺，宣侠父受到嘉木样活佛父亲黄位中的热情接待，还给他起了藏族名字——乍喜才仁。宣侠父了解到封建军阀马麒在甘南的种种恶行和藏族群众被残酷盘剥及压榨的情况，建议组织甘青藏民大同盟，并当即起草了《甘青藏民大同盟成立宣言》。从甘南回到兰州，宣侠父立即为藏民起草了《甘边藏民泣诉国人书》，以恳切的语言、犀利的笔锋，淋漓尽致地揭发、控诉了军阀马麒在甘南犯下的种种罪行。该书不仅在省内散发，还寄往全国各地，使马麒等封建军阀惶恐不安。之后，宣侠父经多方奔走，积极做各方面的工作，迫使马麒退出拉卜楞寺，从此结束了封建军阀对甘南藏区的剥削和压迫。

　　9月，宣侠父帮助成立了国民党兰州市党部，开办政治训练人员养成所，自任教务主任，为国民军联军培养政治工作人员，领导国民党左派同国民党右派分子以及教育界一批中小豪绅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11月，宣侠父离开兰州，辗转西安、潼关等地，担任国民军联军第三路军政治处处长，继续从事部队宣传政治工作。期间，撰写了《国民军联军概论》一书，深刻分析了国民军联军胜利和失败的原因，全面总结了部队政治工作经验。面对北伐战争的发展形势，他豪情满怀，赋诗“中华民族命何穷，都在铁蹄践踏中，近日工农齐奋起，国民革命快成功。”“人民渐自梦中回，军命呼声惊似雷，同志如今须记取，自由要用血来争。”鲜明地表达了对革命形势胜利发展的喜悦之情和革命到底的决心。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冯玉祥转向蒋介石，宣侠父被“礼送”到武汉后，按照中共中央指示，返回家乡发动群众开展农民运动。11月，被选为诸暨县委委员。同时，担任县委军事部长，领导全县的武装斗争。1928年，领导全县农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并取得胜利。由于身份暴露，党组织安排他离开家乡，专门从事兵运工作。

　　1930年，山东梁冠英投靠蒋介石并接受改编，受任二十五路军总指挥，驻军淮阴。宣侠父利用与梁的故交进入该军任总参议，以此作掩护在该部开展兵运工作，很快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梁冠英按蒋介石命令反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宣侠父极力劝阻未被接受，便毅然离开二十五路军，转赴上海。

　　1932年，为争取一切抗日力量，宣侠父奔走于山西、北平、张家口等地，促成冯玉祥、吉鸿昌和方振武的联合。1934年3月，根据党的指示，陪同吉鸿昌秘密到达上海，并介绍吉鸿昌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奉命从事临时中央特科工作。此间，以《申报》记者（化名杨永清）的公开身份，进行上层统战工作，为党搜集了大量的敌军情报，供党中央和红军长征途中参考，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的好评。1935年起，受党组织派遣前往香港、广西等地，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反动实质，推动了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国民党上层军政要人走联共反蒋的道路。

　　1937年3月，党组织又派遣宣侠父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同志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9月，被任命为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1938年3月，丁玲率西北战地服务团由山西到西安，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宣侠父帮助他们取得合法地位。同时，还千方百计解决了其经济上的困难。

　　宣侠父还爱好文艺，积极从事文艺创作，经常和左联作家交流创作体会，他创作的《西北远征记》，以纪实手法反映一批优秀青年在西北军中的战斗经历和西北军从胜利到失败的历程。

　　1938年8月1日晚，宣侠父前去西安革命公园观看篮球比赛，在返回途中不幸被事先埋伏的国民党特务强行绑架到吉普车内，宣侠父高声怒骂，特务遂用绳索将他勒死，把遗体抛入城内东南角的马陵一口枯井内，后又被偷抛到城郊野外，宣侠父牺牲时，时年39岁。

                                                                                       （责任编辑  王柏华）